尽管经济学家格里高利·曼昆一再警告经济学人们对于经济预测行为要谨慎，因为“你的预言也许会埋葬你”，但是，在我看来，我们不是赌徒，预言的价值并不在于它是否准确，而是让人的决策有一个逻辑上的自洽通道，正如谚语所言：今天的行为取决于对明天的信念”，即使预言最终落空，但是只要它曾经帮助你做出当前的决策，那么它的价值已然实现。

2024年，全球经济将会迎来以下变化：

1. 重回降息时代

随着西方主要经济体的核心通胀率逐步下降，预计该指标将会在2024年第一季度重回政策目标区间。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四十年来最精心动魄的加息周期已终结。在这个过程中，以美联储为代表的主要货币当局所表现出来的政策纪律性和决心令人惊叹，当然，回报也异常丰厚——连续高剂量的加息操作在未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将通胀拉回了目标水平。

在2024年，降息将会成为全球货币政策的关键词。当然，投资者最关心的还是降息的时间表。如果不出意外，美联储和加拿大央行将成为首批降息的央行，其后大多数央行可能会在第二季度左右降息。到 2024 年中期，美国和欧元区的核心通胀率都将接近 2%。 2024 年底，10 年期国债收益率将从 4.00% 降至 3.50%。

尽管欧元区的经济增长前景远不如美联储，但是，鉴于欧洲的价格警报已经解除，欧洲央行可能会比美联储稍晚降息。

出于对于长期负利率宿命般的恐惧，日本应该在会在2024的上半年仍旧在加息时代盘桓。

但是，尽管全球主要央行会在2024年重回降息时代，但由于更加复杂的结构性原因，利率不会下降到疫情前的超低位水平。支撑这一判断的理由主要有两个：一是全球性的人口老龄化趋势，再叠加上上世纪的百万婴儿潮进入退休年龄，这将使劳动力短缺成为常态；第二，周期性的全球价值链大重构必然带来成本效应，从而让利率在下降之后维持在一个相对疫情前较高的水平上。

2.人工智能会更像人类，但“恩格斯停顿”的显现还需时日

几乎没有人会否认，生成式AI技术的异军突起是2023年全球科技领域最重大的事件。对人工智能的乐观情绪将在2024年继续提振股票价格，尤其是在美国，从而帮助标准普尔500指数再次实现两位数的回报率。

2023 年，随着投资者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热捧，与AI技术 的科技巨头们获利颇丰。由 Alphabet、亚马逊、苹果、Meta、微软和 Nvidia 组成的等权股价指数增长了近 80%。根据人类历史上重大技术进步出现时的经验，新技术最初带来的乐观往往都是盲目的，在2024年，随着技术普及度的提高和应用场景的多元化，投资者的头脑将会更加冷静，眼光也会更加犀利，由此可以推测，这些科技巨头们的命运也将走向分化。

2024 年，AI发展的关键不是该项技术本身，而是它的应用场景，因此最大的受益者将是技术领域以外的公司。与过去一年大家忙着薅Chatgpt羊毛的小打小闹不同，很多公司正计划大规模部署生成式人工智能，可以肯定的是，2024年将会有更多高度贴合本公司业务的AI插件推出，例如，摩根大通银行（JPMorgan Chase）利用该技术分析美联储会议，试图为其交易决策寻找有价值的线索。随着应用场景的日臻成熟，它对经济的实质性影响才会真的发生。

还有一个担心已经困扰我们很久：人工智能来了，它会不会威胁我们的工作？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几乎是肯定的，曾经在经济史上一再发生的“恩格斯停顿”一定会再次发生，但是至少在2024年，我们还不用太担心，因为它还需要一个漫长的酝酿过程。2024年，全球经济需要应对的恰恰是一个相反的问题——劳动力短缺。

3.“大政府”将继续负重前行

2024年全球主要政府的日子都将不太好过，这主要是“大政府”带来的恶果。

2008年是一个转折点。近200年来市场与政府、自由与管制圆盘上的指针从这一年开始指向了后者，尽管当时政府作用的扩张只是为了弥补市场功能的失调，但是“大政府”的基调自此被确定。随着欧洲经济走弱、脱欧、中美贸易战、Covid19等一系列事件，更加夯实了政府在经济治理中的主导角色。

需要做的事情越多，意味着需要的资金也就越多，“大政府”模式真正考验的是政府的融资能力。跟长袖善舞的花钱能力相比，政府在赚钱方面能力显然力有不逮，公共财政问题也就继而浮出水面。

当前债务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已上升至 336%。 相比之下，2012 年发达经济体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比例为 110%，新兴经济体为 35%。 根据国际金融研究所最新的全球债务监测报告，2022 年第四季度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为 334%。

2024年，几个主要发达经济体的公共财政看起来会越来越不稳定。预算赤字不断扩大，除了因为政府的债务利息支出增加以外，公共债务负担明显加重。当然，因为2024年各国央行将会相继降息，债券收益率可能会回落，因此这一年不会马上出现财政危机。

但是，修复财政状况需要持续的努力，而拖后腿的政府将受到债券投资者惩罚的风险越来越大。一些不能有效解决债务问题的大国将在财政上慢慢死去，而一些在债务问题上前科累累的新兴经济体很有可能在这一年 "破产"。

4.中美将在地缘经济碎片化中渐行渐远

2024年，地缘经济碎片化（Geo-economic Fragmentation）将会取代一个流行了30年另一个碎片化——基于生产流程的碎片化（Production Fragmentation），后者驱动了一个叫做全球化3.0的时代。不出意外，本土化（Onshoring）、回流（Reshoring）、近岸外包（nearshoring）、友岸外包（Friendshoring）等一众指代这一趋势的词汇将会更加流行。这一转变对于产业界人士意味着，对于供应链管理的主导思路将会从效率时代过渡到韧性时代。

自 2022 年以来，全球国际贸易伙伴之间的平均地理接近程度保持不变，但他们的政治接近程度有所上升。这一转变表明，人们更倾向于与地缘政治立场相似的国家开展贸易，即 "朋友圈效应"。与此同时，贸易伙伴的多样化程度总体下降，全球贸易联系开始向那些在地缘上更加友好的主要关系归集。

这意味着，1990 年至 2020 年间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超级全球化时期可能已经结束，在极端情况下，全球经济将会逐渐分裂成两个区域化集团，贸易和投资等跨国生产性活动将主要在区域集团内部展开。这一转变是全球经济和金融关系结构发生广泛变化的根源。Goes 和 Bekkers（2022 年）对这一场景的量化模拟结果表明这种碎片化的经济代价将会非常巨大。在脱钩程度非常有限的情况下，一些国家的 GDP 损失相对较小，仅为 0.4%，但在完全技术脱钩的情况下，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的损失却非常大，高达 12%。

在拜登政府“去风险”战略的主导下，中美经济的裂痕已扩大到技术转让、资金流动和半导体等领域。如果特朗普获胜，中美关系可能会回到以贸易为主要焦点的狭隘形式。尽管美国企业在一些领域减少了对中国的依赖，但至少在2024年，中国仍将掌管全球供应链的核心。

在中国和美国渐行渐远的过程中，一些具有特殊“地缘性”的国家，例如墨西哥和越南会暂时成为最大的受益者。

5.大选年撩动金融市场的短期波动

2024年被称为史上最大规模的选举年，从印尼到印度再到美国（可能还有英国）的选民都将在这一年进行投票。拥有 40 亿人口（世界人口的一半）的国家将通过举行70全国大选来确定新的领导人。但是，这个世界并不会因此而变得更加民主，正如《世界先驱报》编辑汤姆·斯坦迪奇（Tom Standage）所言，虽然投票人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但民主程度却未必更高：许多选举既不自由也不公平。

美国大选的核心问题是前总统特朗普是否能够重返白宫，根据相关机构的预测，他有三分之一的机会完成这一使命。而这个结果的世界意义无语伦比——中美经贸关系的走势，巴以冲突和俄乌战争的何去何从，当然，还有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命运。

全球金融市场将率先接受这一波选举潮的洗礼，虽然选举主导着新闻周期--也是金融市场潜在短期波动的来源--但其对经济轨迹的持续影响能力往往被夸大，尤其是因为大多数政策转变的效果并不确定，而且往往被政府控制之外的其他因素所压倒。